大窑文化遗址的发现，将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古人类生存活动的时间向前推进了60多万年，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发源不是一元说，而是多元说的理论。这一重大考古遗址的发现者，正是中国文物考古学界著名专家汪宇平先生。

　　旧社会，汪宇平是一位报人。新社会，他把时间和精力从撰写新闻转向追溯远古。20余年时间，8000公里寻“根”，寻到大窑文化遗址。老人辞世月余之际，他的孙子汪英华向记者讲述了老人的故事。

　　★“半路出家”，再次印证“河套人”

　　1922年，一位叫桑志华的法国神甫来到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萨拉乌苏河畔，在当地蒙古族群众旺楚克的帮助下，发现了一颗小孩门齿化石，将其命名为“河套人”化石。这一发现引起世界考古界的极大关注。

　　1951年，汪宇平从北京来到 呼和浩特，“半路出家”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当时，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撰写的《河套人》一书，对“河套人”及河套文化在内蒙古历史发展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论述，着实深深地吸引了他。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文物考古这一追寻人类踪迹的事业，在内蒙古广袤的大草原上尚属于荒芜的领域。汪宇平想，作为一名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身在“河套人”的故乡，自己有责任到实地去调查了解情况。

　　于是在1956年4月，汪宇平从呼市出发，经包头，横穿毛乌素沙漠，坐卡车，住车马大店，甚至步行几百里，8天后又经达布察克向导引领，赶着驴车，没黑没夜地走了4天，终于来到萨拉乌苏河畔。

　　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汪宇平首次找到了后被鉴定为“河套人”的顶骨、股骨化石、石器和古生物标本，还发现了旧 石器时代遗址一处。这批实物与遗址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河套人”的真实存在，极大地补充了“河套人”的考古资料，而且为以后系统地研究“萨拉乌苏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7年1月，当汪宇平带着发现的“宝贝”上北京汇报时，我国著名古人类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鉴定后兴奋地说：“人顶骨的化石程度比桑志华得到的要深。”后经科学鉴定其年代为3.5万年前。这是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古人类考古学科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新中国诞生后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用20多年骑自行车寻到“大窑”

　　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实践，“文革”初期，汪宇平将多年的潜心研究总结为：内蒙古地区肯定有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等待我们去发现，而大青山山前及山后一带是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重要分布区域。

　　他分析说：其一，古代大青山区域水草丰美，动物成群，食物易于获得，适宜他们生存，但古人类稀少，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找到他们的足迹绝非易事。其二，古人类制作生产、生活用具的原料以石料为主，而以优质石料为首选，因此在优质石料的产地很容易找到他们的踪影，也就是说缩小了寻找他们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