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真怪，在我读了李建军先生新著《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之后，头脑中突然有了一个形象的联想：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如果是一个悬在东方的鸟巢，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巨大最沉重的巢，当它倾覆而下，内里注定会有完卵！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当历史走在最为专制黑暗的清朝时代，文化气脉愈渐衰微，有人感叹就连有技巧的盗贼都已殆尽的时候，曹雪芹却在北京西山的黄叶村写他的《红楼梦》；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思想被强行划一而空前贫弱苍白的时候，顾准却在斗室中吃着冷馒头写他的《科学与民主》。这是中国文化的宿命，只能是一种神示。

       当商品经济大潮势如破竹般涌来，冲垮了刚在建构的文化藩篱，当原本不多的文学精神和几乎丧失殆尽的文学批评被淹没在经济功利的冰水之中，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离水之鱼一样感到文化的窒息，这时李建军站出来，用他坚实而自信的批评文字树立起一座充满原子氧的绿林。这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宿命，将唤起更多的批评家为解除文化窒息而奋斗。这是希望！这是文化的脉动！

       《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是近几年李建军文学批评文章的总集，从每一篇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李建军为建立原子氧绿林——完美批评体系——所做的艰辛努力。

       李建军的批评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这在当今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匮乏人文精神的现状下，是难能可贵的。当他将小说理论研究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联的时候，他就能够站在人类存在的高度上对文学进行宏观的整体性的把握，这就注定他的批评精神是高贵的、深远的、深刻的和大气的。正像他在书中所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是一种让人类意识到爱、高尚、尊严的圣洁之物，正因为这样，作为文学守护神的文学批评，就应该以纯粹的姿态面对文学。具体地说，就是要站在人道的立场，说真话。”这一语道破了他的文学批评能显示出内在的活力和力量的原因所在。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是能够将一切艺术活动和一切人类活动照亮的。在这种伟大光辉的照耀下，李建军一眼就看穿了贾平凹、莫言、余华、池莉、刘震云、残雪、阿来等著名作家最要害的病灶，那就是“消极写作”。李建军给消极写作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缺乏现实感、真实性和批判的勇气；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缺乏美好的道德感和丰富的诗意感；把写作变成消极的习惯，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

       消极写作是李建军个人的独创，是他对中国文学现象的独特理解，正是这种个体化的独创，确定了李建军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不可替代的位置。

       李建军文学批评体系的另一特点是他有自己独特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实证方法，是从标点符号、错别字及语法和修辞病象等方面入手来细致入微地评品作品。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有了以上两大特点，又加上他独立的人格意识，把说出真话当作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就第一个在没有批评的时代建立起自己的批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