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东何许人？

　　曾宪东9年前曾预言“土地流转”。但追问过后，才知道这多半是一场误会。

　　当时自治区扶贫办请他题辞，他说我要题就写“培养地主富农，消灭贫下中农”。实际上，他一直认为必须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且富起来，即所谓“培养地主富农”。中国的农民都富了，就没有什么贫农了，贫农的生活谁也不愿意过，所以要消灭它。

　　“土地流转”不是曾宪东所说，但听闻国家近期可能允许农民以各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丝毫没有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骄傲，反而坦白地说，虽然那不是他提出来的，他却坚决赞同，并且希望借此轮农村改革契机，“消灭贫下中农”，他认定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曾宪东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着8个字：“中国公民、粗通文墨”，他还强调说自己很不欣赏一些人的名片上带着“某某级待遇”等字样，觉得这些人很可笑、很可怜。这张名片令记者想到几个方面：曾宪东和文化；曾宪东和财富；曾宪东的人生；曾宪东的思想。

智者：大智若愚

　　曾宪东并非穷困潦倒的落魄文人，相反拿着高额的退休金、顾问费和稿酬，有着幸福的家庭，也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喜欢与贫贱之人为友，卖冰棍的、钉鞋的……

　　在与曾宪东的交往中，记者很快发现他“表里不一”，明面上终日使酒骂座、喜怒无常，私底下却藏着一副清醒的头脑，一双犀利的眼睛，以及一份古道热肠的情怀，关注着身边的一事一物和天下的万事万物，并有能力将这种关注化为带灵魂烙印的文字。

　　曾宪东的“出丑”多如牛毛，流传甚广的有两则：其一，曾宪东上哲学课总闭着眼睛，不看讲稿，也不看学生，完全是一副物就两忘的境界。一日，讲到动情处，先生老泪纵横，一只手从左衣袋里掏出手绢往脸上擦，学生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顿时引起哄笑。先生知道掏错了，气定神闲地从右衣兜里掏出手绢，又往脸上抹，学生一看，是另一只袜子。足见曾先生的记忆力不好。一般若无人陪同或接送，曾先生独自是回不了家的，要么会走错家门，他不止一次地走到曾经陪同一个老朋友只去过一次的情人的家里，结果却叫不开门。其二，本地某一高官去拜访他，曾先生派妻把客人的奥迪坐骑挡在柴扉之外，告诉对方，他正在与人谈话。客人惊问：“与什么更加重要的人物谈话而不见我们？”妻告曰：“苏格拉底！” 

仁者：大恨生仁

　　曾宪东自诩“圣人之后”、“奔腾着将军的血液”。然而，这些与生俱来的莫大荣誉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人生灾难。

　　1942年腊月三十日，他生于湘赣边境一破落贵胄之家，父亲曾昭瑾为黄埔军校5期毕业，历任国民党中将卫戍司令、宪兵学院总教官，后成为著名抗日将领；母亲黎元琦北大毕业之才女，“一二·九运动”的女学生领袖，善琴、棋、书、画，执教乡梓多年。而土改时，曾家被打成“官僚地主”，他随母亲扫地出门，受尽屈辱和痛苦。

　　1962年，曾宪东毕业于包头师范学校，夫妻双双分配到河套乡村教中学。文革风暴突降，曾宪东因家中抄出厚厚四大本“反动著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服苦役十年，打断两根肋骨。

　　他在割高粱时，曾经在一天之间干了好几个壮实劳力才能干完的活，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收工以后倒在床上昏迷整整三天。灾难面前，他几欲崩溃，几欲自杀，幸赖有一个难得的美丽而贤惠的妻子——杨桂兰，以女性的善良与温暖，抚慰着、体贴着、包容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