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索非亚教堂

　　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积721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是亚洲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花团锦簇的哈尔滨市圣·索菲亚广场，鸽群飞掠，游人如织。

　　广场中心耸入云端的圣·索菲亚教堂，那墨绿色、洋葱头形的顶端，神秘幽深的窗棂，赭红色的砖墙和厚重的大门引发了我对这座教堂，这个城市的种种联想。我想知道那些逝去的历史场景，这需要采访那些过来人。我在广场上徘徊，听到欧美各国游客交口称赞中国政府竟然把这段特殊的历史遗迹保护得如此完善。心中不禁增添几分骄傲和自豪——让世界由此看到中国正大步迈向文明与法治吧！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和几位垂暮老人见了面。他们的回忆，为我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场景。

　　“白俄”跑反逃往东北

　　1917年，“阿芙乐尔”号军舰一声炮响，摧垮了俄国政府，昔日的王公贵族纷纷出逃。

　　年过九旬的王君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他12岁时和父亲跑崴子(海参崴)倒腾皮货，遇到过俄国人“跑反”的情景。他们用金条和首饰雇中国民工推车、扛箱子。每天，都有几十伙、上百人从大路和小道上不分昼夜地往中国跑。资本家尼古拉耶夫关掉工厂，收拾起黄金、珍珠，用两块金条雇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连夜举家出逃。庄园主安德烈及其家眷骑上自家的骏马，分散逃生。逃亡者的行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神职人员，一些虽然出身名门望族，但因家道中落，已沦为平民、乞丐甚至妓女、小偷的人也裹入了流亡者队伍。流亡者们或昼伏夜出、或日夜兼程，以从未表现出来的体力和勇气穿越西伯利亚野兽出没的莽林，涉过人烟罕至的荒原、沼泽，朝着心目中能够得以生存的地方逃去。

　　中国东北是大多数俄国流亡者首选的逃生之地。它毗邻俄国远东地区。1896年，以强凌弱的沙皇政府在东北修建了中东铁路，俄国人就此踏入中国东北地区。1898年7月6日，俄国人开始修建中东铁路支线，招募了10万中国筑路工人把这条横贯远东，联接中俄两国的干线从哈尔滨往南延伸到俄国租借的海军基地——大连旅顺口。中东铁路的开发，把成千上万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商人、警察带进中国东北。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后，它的势力范围退缩到黑龙江的哈尔滨一带。由于这种历史原因，使得俄国人对中国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具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俄国流亡者把哈尔滨做为首选的落脚之地。中国人把俄国流亡者称之为“白俄”。他们当中不少人由于仓皇出逃，两手空空，成为赤贫的难民。而另一些带有黄金、珠宝、珍贵物品的人，落脚之后继续经商置业，仍然过着富豪的日子。白俄大逃亡的前两年，常住哈尔滨的俄国居民已达3·6万人之多。1920年以后，哈尔滨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见逃难而来的俄国人了。据1922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哈尔滨48万城市人口中竟有12万灰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俄国人，已占到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没有对亡命“白俄”采取制止和遣返措施。

　　构筑殴式之都

　　在20世纪头的几年里，哈尔滨就像一个繁忙的大工地。满眼是砖瓦沙石，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楼群拔地而起，街道伸展延续，与城郊的帆影炊烟、乡间集市及茅舍田园形成鲜明的对照。伴随着20世纪而诞生的哈尔滨，赋与俄国人以生存、创造的空间。他们开始大兴土木了。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透笼街的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3月，是参与中东铁路建设的沙俄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的随军教堂。同年，由俄国茶商斯嘉科夫出资，在随军教堂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一座全木结构教堂。四年以后，人们又在木墙外部砌上一层砖墙，形成了一座砖木结构的教堂。到1923年，圣·索菲亚教堂进行第二次重建，历时9年，于1932年11月落成。重建后的圣·索菲亚教堂以肃穆凝重、宏伟壮观、典雅脱俗的拜占庭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教堂通高53.35米，建筑面积721平方米，可容纳2000人，是亚洲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俄国人在哈尔滨的几个城区里先后修建了十余座名称各异颇具规模的教堂，这些教堂，有的张扬拜占庭的建筑风格，有的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点。那时，每当礼拜日的清晨，日落时分，教堂骤然响起祈祷的钟声，使得东方古国的塞北名城哈尔滨笼罩着浓重的欧洲宗教气氛。这在信奉佛道的旧中国，真是别具特色的一道景观。

　　位于道里区的中央大街则是一条颇具欧洲城市风格的街道。这段约1400米长、30米宽，用花岗岩条石铺砌的马路，是30年代哈尔滨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俄国犹太富商在这儿建造的马迭尔宾馆，也和中央大街一样，现今已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历史文物。埃德加·斯诺、宋庆龄曾在此下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