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断代，它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的领域促进了文化的新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和中西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高峰，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蒙古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结束了中国500多年的分裂格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政权，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格局得到肯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自春秋时代以来，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元政府在组织编纂《辽》、《宋》、《金》史时，扭转了这一传统思想。新史学观，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二百多年来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蒙元王朝包容的文化政策的实施，为古代中华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元朝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宋》、《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学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了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民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族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二、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全面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宽松，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了兼容务实的特征。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元明清二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牗散曲和杂剧牘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实践的互动。建立蒙元政权的蒙古族处在封建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与宋代相比较，蒙元王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牘；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政府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牘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全面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

　　三、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蒙元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大批欧洲和阿拉伯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蒙元时期的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安全的条件。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就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岛夷志略》、《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异域志》等游记，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蒙元时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